湖南品牌推廣公司分享“十四五”開局，五年后生活會怎樣？
3月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開幕。與往年相比，近3000名代表的案頭多了一本厚厚的“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我國每五年一次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計）劃，已經到了第14個。中國在一本又一本的五年規（計）劃指引下，一步又一步邁向現代化。
“14”本來是一個普通的數字，但是全球肆虐的疫情和陰晴不定的國際局勢，國內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歷史性成就，使得“14”和2021年都有了新的使命。
13個“五年”回顧
新中國 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從1953年開始的。
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要求，“一五”計劃所確定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工業建設是最初的幾個五年計劃的重點之一，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包括繼續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三五”至“五五”計劃的實施，為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做出巨大貢獻。
從1986年開始執行的“七五”計劃，提出了堅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設相互適應、相互促進，“七五”后，中國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議》。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第一個中長期計劃，是一個跨世紀的發展規劃。
“九五”計劃的主要奮斗目標確定為：全面完成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部署，2000年，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九五”期間，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人均GDP達到850美元，進入下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十一五”首次將“五年計劃”改為“五年規劃”，提出的目標是，“十一五”時期要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取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階段性進展，實現201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十一五”之后，我國從下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跨越到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永恒認為，五年規（計）劃見證了人民生活水平從解決溫飽到總體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持續改善和質的飛躍。以規劃引領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和重要的制度優勢，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重要體現。
剛剛結束的“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十三五”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作為14億多人口的大國，2019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大關。2020年，中國是全球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GDP總量（國內生產總值）實現歷史性突破，首次突破百萬億。
楊永恒表示，“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全面進步，除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等極少數指標外，主要指標在“十三五”期末均完成甚至超額完成，尤其是在民生保障、資源環境等領域的約束性指標，體現了我國政府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以及在保障民生福祉、推動可持續發展領域的突出成就。
十四五“新”在哪
站在建黨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的關鍵節點上，“十四五”規劃開啟的是一段新的征程。
去年10月底，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就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遠景目標提出了建議。第一項建議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要求“全黨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建議提出，“十四五”期間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這些新優勢包括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其中，建議加強基礎研究、注重原始創新，優化學科布局和研發布局，推進學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礎技術供給體系。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
“十四五”時期，中國將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依托強大國內市場，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
同時，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立足國內大循環，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形成全球資源要素強大引力場，促進內需和外需、進口和出口、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協調發展，加快培育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對于“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楊永恒認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十四五”規劃的最大亮點，這是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指明了方向。楊永恒表示，“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并不是關起門來自己搞”，中國既是全球最大的“生產工廠”，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必須繼續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使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促進。
“雙循環”已經寫入了地方的“十四五”規劃，比如，北京“十四五”規劃起草組成員介紹，國內大循環重點落到供需兩方，北京是核心支點，體現的是超大的市場和超強的供給能力；國內國際雙循環重點落到“兩區”，作為關鍵一招來系統牽引，實現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互通互動，北京是核心樞紐，體現北京資源配置能力的影響力和深度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的能力。上海“十四五”規劃則提出，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的中心節點，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鏈接。
每當一個新的五年規劃出爐，GDP增速都是最重要也是社會最關心的指標。但“十四五”規劃草案，并沒有明確寫明年均增速，而是要求“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度視情提出經濟增長預期目標”“實現更高質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楊永恒表示，在過去較長時期內，GDP增速都是我國五年規劃的重要指標。GDP增速雖然是預期性指標，但長期以來，一些地方政府視其為十分重要的發展指標，層層加碼，事實上成為“指揮棒”。過度強調經濟高速增長，容易扭曲地方政府行為，擴大低效率投資，并可能對市場主體形成擠出效應。
他建議更多關注反映經濟增長效率和質量的指標，淡化GDP增速指標。“十四五”時期，經濟指標不應該過多強調增長速度有多快，而是質量有多好、效率有多高。建議把關注的重點引向全員勞動生產率、數字經濟增加值占GDP比重、每萬人口高價值發明專利擁有量、單位投入（如土地、資本等）GDP產出等反映經濟結構優化和效率提升的指標。